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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帝想让谁死亡，必先让他疯狂。
这是去年我对重卡行业的总结。
去年，我说到风险的时候，大家都不以为然。其实，连我自己对我的结论也很怀疑。但是，我反复核对数据后发现，这些可怕的数据没有弄错。当时（包括现在），大家还都不觉得风险的存在。去年年底，整个重卡行业还在狂欢，每个企业都在庆祝2010年的辉煌成就。但惶惶然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，总觉得宏观经济某个方面要出事，总觉得某个企业要出事。
还不过一个月，就有银行出事了，接着一个重卡企业也被卷进去了。这个企业，就是我之前演讲时特别点出的企业，当时还特别提到了这个企业的承兑汇票问题，结果，就是在这个上面出事了。
去年，我列举宏观经济数据的时候，大家虽然认可我列举的数据，但都认为，国家宏观调控是可以避免这些风险的。但我认为，现在国家恰恰是已经没有多大调控余地了。国家经济就像一部高速行驶的卡车，满载了各种货物，混乱地码放着，道路周围各种障碍层出不穷，国家经济这部卡车高速行进中还要躲避各种障碍物。现在需要经济减速，但是，不敢使劲踩刹车，踩下去就可能翻车。这么高的车速，周围这么多障碍物，躲过了这个，很难说会不会撞到下一个。这，就是中国经济现状。
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曾在2010年恩比特经济论坛上这样描述中国经济：“明年中国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，完全有可能经济滞涨将进一步加剧，2011年，中国或将面临二次探底。”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一次探底，当时企业的状况，相信很多老总想起来都会心有余悸）
去年12月19日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，表示，加息面临两难选择，他的工作比伯南克更难做。
事实上，国家经济上的风险也许会导致政治上的风险，而政治上的风险则会使国家对经济突然采取严厉措施。
1989年之前的情况跟今年之前我国的经济条件比较相近。
1985-1986年因为物价上涨，经济过热，国家开始进行宏观经济调控。但这一次宏观调控措施只进行了1年。1987年，经济增长速度跌到了10%以下，企业也叫苦连天，国家于是中断了宏观调控。
结果到了1988年，通货膨胀率又开始提高，1989年就出现了接近20%的通货膨胀率。中国有很多人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，这么高的通货膨胀率是会把有些老百姓逼向绝路的。于是，有了后来的1989春夏之交那个政治事件。之后，国家采取了比较严厉的“一刀切”调控措施。这次宏观调控虽然使高的通货膨胀率很快降了下来，但是另一方面，经济增长速度也跌落了下来。到1990年的时候，我们的GDP增长率不足5%，中国这样大的国家，经济增长的质量又不高，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要靠较高的增长速度来维持，5%增长率的结果就是“经济疲软”，到处都是下岗职工和三角债。
那次的经济衰退一直持续到1992年的“春天的故事”发生。
再来看最近几年的情况。我国在2007年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，国家在当年开始进行宏观调控。但是，2008年突然的国际金融危机，中断了这次宏观调控。不但宏观调控被终止，国家反而一下推出了大量叠加的刺激政策：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（大量发行货币）；极其宽松的财政政策（大笔举债、大量的减税、以旧换新、汽车下乡、汽车减免小排量购置税等）；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。这些计划就像吗啡，而不是消炎药，国家经济的问题没有解决，更大的经济隐患反而被埋下。
到了2011年，面对大量需要后续投资的工程和高流动性，国家既不能大幅缩减信贷规模和大幅提高利率，也不敢对通货膨胀置之不理。于是，国家只能用行政限制来控制物价。但是，行政命令更是治标不治本。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有可能陷于“失灵”境地。
今年到现在为止，国家都没有公布2011年信贷投放规模。有媒体报道，今年国家不会公布信贷规模。这也许是因为，无论公布出来的信贷规模是增加还是减少，对经济或者政治都会产生影响。于是，国家只能采取“不公布”。
更危险的还不在经济本身。现在，全国各地的各种袭警、恶性事件，就是一个社会不稳定的信号。在很高的通货膨胀率下，很多人已经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，有些人既然活不下去，那还怕死吗？如果政治不出问题，经济也不能独善其身。
“两会”将在3月底召开，在此之前，国家无论采用什么手段，都会控制一些问题发生。但是，问题如果不彻底解决，仅仅掩盖，最终一定会露馅的。就像此次的齐鲁银行案。
随着国家信贷投放减少，进一步的经济调控措施出台，就会有越来越多的“裸泳者”现身。如果通货膨胀率降不下去，经济问题就会变成政治问题。一旦，有政治事件发生，国家就会急刹经济。到时候的经济现状，年龄大的人回忆一下1989年下半年到1992年春天之前的情景，就知道这个风险究竟有多大了。
